（文／赵檀之）江浙地区出厂价为1美元的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售价竟为9.99美金。这只是中国企业遭遇尴尬的众生相中的一幕。商海沉浮中的企业家们并不避讳这一问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口号也豪迈地喊了很多年，对做大做强、拥有品牌的渴望不亚于任何一个国际一流公司。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在庞大的中国企业群中，能走向世界的渴望不亚于任何一个国际一流公司。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在庞大的中国企业群中，能够走向世界的企业少得可怜？所以政府和专家学者一直提出了企业必须转型升级，适应市场的需要，但转型升级就是企业家们的当务之急吗？先一起看看企业家的焦虑和隐忧，再下结论也无妨。
世界经济经过两年多金融危机的洗礼，留下的不仅是衰退的伤痕，更有经济格局、趋势的诸多不确定性。好不容易美国失业率刚刚好转，那边厢就传来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更倒霉的是现在欧元疲软，世界经济再蒙灰霾，经济到底往何处走？关于W复苏还是V型反转再或是L型一蹶不振的讨论不绝于耳，总之，形势更加难以判断。
转观国内，也颇令人头痛，经济是否二次探底，多少还要看世界经济的脸色，谁都不能放言已经彻底摆脱危机。一边是众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一边是企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转型”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但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家们带来诸多的困惑，中国企业联合会课题组出台一份《2010我国企业家队伍发展情况调查报告》中显示，有29.6%的企业家都认为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自身成长的最主要因素。
世界在变，中国经济环境也在变，而且舆论压倒性地在强调企业要生存必须“转型”的理念，可往何处转，怎么转？似乎没人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企业家们殚精竭虑，要在社会转型期做大做强，该怎么办？其实最务实的办法是在疾风骤雨来临前加固自己，再迎接航向的改变。正如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在一次会议上讲：“中国企业都希望建立品牌优势，可如果没有成熟的积累，转型谈何容易？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其实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背后需要一套管理流程去支撑，以及相匹配的管理思想的指导。”
其实，这不难理解，看看自己的企业，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呢。中国企业早已告别了“野蛮生长”的时代，但管理体制和思维未必告别了“野蛮”时代。从宋山木的专制统治，富士康的N连跳到黄光裕“失足”于官商勾结，三个看似没有联系的事件，恰恰是中国不同层次企业管理战略和思维“痴呆”的影像。宋山木跨越法律地进行皇帝式的统治，不过是很多民营企业老板专制权力的极致放大；富士康的生产流程精益化程度之高，绝对是世界顶尖水平，可员工“白天是机器，晚上是木头”的生存状态，是否是对机器化管理的“完美”回应呢？黄光裕的“失足”或许让人唏嘘，企业一旦做大，总想找个政治靠山，但没人比冯伦看得更透彻，“离不开，靠不住”。
中国企业的管理仍处在“温饱”水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掩盖了对人性本质的思考和沉淀，管理的滞后已经成为约束企业迈出步子的镣铐。张瑞敏在2010年中国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让人感触良多，“我想中国大概前30年以政治为中心，后30年以经济为中心，也就是说前30年老百姓关注的是党票，后30年老百姓关注的是钞票。现在国家发展模式要转型，就要赚到社会建设上来，也就是转移到民生上来，企业的管理也要转到让员工有尊严地生活上来”。所幸，《2010我国企业家队伍发展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有60.7%的企业家都认为目前最需要加强企业家的自身修养，52.5%的企业家认为要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从管理员工，管理企业到管理自己的科学发展，是本次中国企业家年会传来的积极信号。
我们无法跨越历史本身的阶段和残酷，但完全可以及时反思和改进。马蔚华为了关注新生代员工的兴趣爱好，抽时间就上网了解最新的资讯。在笔者正要停笔之时，传来富士康给基层员工集体加薪30%的消息，这绝对不会是郭台铭唯一的举措。在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企业家必须找到与转型期匹配的管理模式，这才是企业家的当务之急。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
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企业发展研究专家工作委员会、南方报业集团、民营经济报、南方企业家杂志
